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我的外公党伯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高潮，学习党史，总会让我想起我的外公党伯弧，他生于1906年，他的父亲党晴梵忧国忧民，常思救国之策，他深受影响，青年时期在上海求学，更是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感召，1925年，年仅19岁的他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同瞿秋白、罗亦农、恽代英等，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        
 
19世纪20年代，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华民族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20年代，恰是外公的春春岁月，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在上海大学他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勇敢地站在了革命的第一线。他在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同学中间秘密展开党的宣传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外公和同学们散发传单，游行示威，他在日本纱厂组织工人罢工时被抓捕，后经“上海学联”营救获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上海大学被反动军警查封，党的活动不得已更加隐秘，外公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苦苦找不到组织，于是前往武汉寻找。当时的武汉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二个月无法取得联系，身上所带的钱也花费殆尽，穷困潦倒之际，外公不得已返回西安。在返回的路上，外公看到报纸上刊载了他在上海大学的直接领导人—-26岁的罗亦农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忍不住放声痛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公然发动侵华战争，三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实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山河蒙难，沈阳失守、绥远失守、北平失守，外公心如刀绞……为牢记国耻，还我河山，他给孩子们分别起名为念沈、念远、念平、念中，期盼收复失地的那一天。在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他依然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每天都置身在危险之中。
1933年，外公受杨虎城将军指派任长武县县长，1936年春，汪锋受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托，携带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的亲笔信，从陕北绕道秘密南下西安送信，在途经长武时，被便衣捉拿，搜出了藏在棉袍里的信件，紧急关头，时年只有30岁的外公，全然不顾个人安危，设法搭救汪锋。他紧急抄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又连忙给杨虎成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写信说明情况，并设计用卡车派专人以“押解”为名，将汪锋安全护送至西安，使信件完好送达杨将军，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要秘密使命，为后来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公任西安市政协秘书处处长、秘书长、政协常委等职务。多年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他学识渊博、工作勤勉、宽厚待人、生活简朴，但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却倾囊相助。家中珍藏的一套罕有的元代雕版《南史》，外公也毫不犹豫地无偿捐献给了陕西省图书馆。时光匆匆流逝，往事历历在目……
1985年，外公因病去世，长眠在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土地上。在我心中，他不仅是我可亲可敬的外公，更是一位鲜活的值得学习的共产党人，他以救国为己任，勇于担当奉献的精神，让我一生受益，他将爱国的种子深深埋在我的心里。新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学史明理，我会以他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为陕西监狱事业追赶超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供稿：陕西省女子监狱 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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