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探望堂伯

好久没有去探望堂伯了。陡然想起，我内心顿时自责起来。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
驱车一百多公里，回到老家，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熟悉的山，熟悉的石，熟悉的水。蜿蜒的黄河在城脚下静静流淌着，掬一点在手里，水的清澈让人简直难以置信。
走下一段陡峭的台阶，再过一条狭窄的小路，就到堂伯家了。曾经的土路已经被水泥路面取而代之，其余变化不很明显。我故意舍近求远从此路经过，这条小路堂伯过去陪伴我走过多次。堂伯家院外的那两棵白杨树还在，宁静的小院四周砖砌的菜园整洁明亮，菜畦沿边的铁皮水桶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
堂伯九十岁高龄，伯母八十八岁高龄，当我掀帘走进窑洞时，他们好几分钟都没有察觉到外人的进来。两人坐在沙发上，伯母轻阖着眼睛，伯父右手拿着一面放大镜，左手按在一张《环球时报》上。我仔细一看，报纸上头版头条新闻报道正是眼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战事的国际热点。
直到见我站在眼前，伯父才立即站起身来，眼里说不出的喜悦。我刚准备要去搀扶时，堂伯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右手，一面嘘长问短，一面说没事没事。老人的手又绵又暖，动作麻利地端来花生和瓜籽，烧好水沏上一壶热气腾腾的青茶。我在老人的对面坐下，堂伯最喜欢听的话题是村上的家长里短。
这时，堂哥从门外进来，伯母也醒了。伯母有一句没一句地问这问那，堂哥说：“别理她，她有些老翻了。”伯母笑着说：“旧时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也快九十岁的人了，不老翻那才叫怪呢。”我微笑着望着伯母，我感觉她一点儿也不糊涂。
关于堂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那年我预选上了中专，从乡下来县城参加正式升学考试。考试的前一天，堂伯陪父亲到县城五里的白云山庙上烧香。父亲给我抽了一签，递给了堂伯。堂伯说：“旭日东升，孩子一定能考上。”整整两天考试，每次我走出考场，堂伯和父亲就在墙边荫凉的地方等候我。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堂伯一边问我儿女们读大学的事，一边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开始做记录。我看见老人写字稍显吃力，便把儿女们就读的大学端端正正地写在他的笔记本上。当老人听说年轻人正在读博时，示意我说慢些，他又做了记录。老人说：“生活就是这样，苦尽甜来，上一辈人吃过的苦，到了下一辈应该享福了。”
堂伯自称他的命是拣来的。六十岁时他做了胃切除手术，五分之四的胃被切除。医生说他至多能维持四、五年，可是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生命依然倔强地活着。堂伯跟我提起自己的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县畜牧站改制为畜牧局，当年他担任站长。按正常情况，改制后他担任了副局长。堂伯意味深长地说，人一辈子不容易，把名与利放在一边，不要看得太重了。我点头称是。堂伯说：“你今天来我们家，比我吃三天的药还管用呢。”我听了，内心既惭愧又感动。
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堂伯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一块儿吃顿饭，就吃我小时候喜欢的酸菜和面条。见我有事，他不再挽留，只是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临别之际，堂伯塞给我两个红包，一个是给儿子的，一个是给女儿的，孩子们考得好学校，让他们继续好好念书。我执意不肯。堂哥说，你就收下吧，不然他会很不开心的。
踏上来时的石阶，我定了定神，转过身来，远远地看见堂伯还站在家门口的老杨树下，朝我这个方向望着。
 （供稿：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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